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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契约论及现代法治理论来看，政府之所以有必要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承担着提供公共服务的主要职责。

第二矩阵的权力、豁免、无资格、责任四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都与请求权的行使、立法者的立法、法院的裁判等法律行为相联系。笔者认为，它并不是对现实用法的效仿，其揭示了法律规范的深层逻辑结构，且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确实在运用以否定式和关联式相互联系的术语。

[7] 当代权利理论主要包括权利的分析理论、权利的价值理论、权利的社会理论，权利的分析理论在国内法学理论界尚属冷门学问。从义务到无权利，形式上经历了两次否定，因此，无权利本身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第二次否定是重归义务性规定。[39]这一根本的矛盾作为一种动力推动着人的意识走向分裂，从反面进行另外的尝试。规范形式的逻辑分析有助于澄清已有概念，却又不突破既有的概念范畴，能够使我们已有的知识得到充分的说明。在另外的条件下，如果不命令主体实施某行为就难以满足特定的政策需要，那么，下达命令、赋予主体一定的义务就是必要的。

这八个概念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其相互关系构成了特殊的意义之网，为法律人理解法律关系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路线图。命令与禁止都是有根据的。他的理论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它将解决法律冲突的理论与启蒙运动之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深深契合在一起，从而满足了时代的需求。

[8]参见前引[3]，张辉文，第44页。[55]〔春秋〕孔安国：《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卷四，虞书，大禹谟第三。我们以我国福建省某法院前年审理的郑某某与佟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84]为例加以分析说明。二审法院则援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44条之规定：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

第二步，分别确定上述各国法律的立法意图和适用范围。[6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09年版，卷一九八，《唐纪》十四。

所谓共通原则，就是要求法官在涉及各国法律相互冲突的案件中，在与各方当事人共商的基础上，应当尽可能探寻相冲突的各国法律中共通的原则和价值，按照实体正义的要求，充分考虑各国利益和各方当事人利益的平衡，协调处理纠纷，从而达到多方满意的结果。即使是涉外案件，法官绝大多数情况下都选择适用中国法律，适用外国法律的情况极为罕见。[95]但是，美国式的法律选择理论仍然无法从根本上实现法律选择中的实体正义，因为美国法官要么通过政府利益分析、要么通过价值判断来选择所谓的最密切联系的那一个法律，只不过这种选择往往是通过法官主观上的判断做出的，而很难避免主观任意的危险。[70]宋仿唐制，在外国人集中居住的地区设立蕃坊，并置蕃长。

法官指出，如果一个美国公民在恐怖袭击中遭到损害，则美国对于适用其法律具有唯一的利益。[58]《论语·季氏篇》之十六。[27]也就是说，他所提出的理论，要随着基督教的普世传播而得到普遍接受。本文主张，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理论基础，按照法律共享理念，重构中国国际私法的理论基础，首先应当确立以下几项新的原则取代传统国际私法原则： 第一，共商原则取代传统的意思自治原则。

[94]各国之间的法律并未像此前学者们所预测的那样走向趋同，却相反变得越来越不能相互兼容。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入贡，用蕃官为之。

这种单一主义(Solitarist)的经典表述建立在所谓的二值原理(principle of bivalence)之上。康德在1784年发表的《关于一种出自世界公民意图的普遍历史的观念》一文中，就提出人类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而建立这个公民社会的前提则需要一种合法的外部国际关系，也就是要建立一个国家间的联盟。

但是如果案件单一适用外国法律，由于我国法官对外国实体法内容的陌生，无法像运用中国法律那样对当事人双方的利益进行权衡，这就使得案件的结果变得难以预测，甚至变得更加不公正。2006年4月17日和2007年1月29日，巴勒斯坦伊斯兰吉哈德和哈马斯组织实施的恐怖袭击中，有100多名以色列公民在袭击事件中伤亡。[40]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序言。[66]〔宋〕李昉：《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卷一六，《杜子春》。经新西兰医院和国内医院治疗，仍留下较严重伤残。该文认为，在伊斯兰法律和西方法律之间要想找到一种妥协异常艰难。

我们可以假定：按照法院的推理，如果原告在事故发生后到美国医院继续治疗，那么侵权结果发生地就应当在美国，本案是否就应当适用美国法律？以此类推的话，原告是否就可以通过选择治疗地而选择适用对自己有利的法律？ 综上所述，本案充分证明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44条所采用的单一主义法律选择规则在处理复杂涉外案件时的无能为力。[73]石介的思想中已经蕴含着极其重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涵，具有极大的包容性。

[59]汉政府专门设酒池肉林，以乡食四夷之客。[81][苏联]别列切尔斯基：《国际私法的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法教研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

[69] 宋朝与唐朝一样，允许外商来华通商和定居：听其往还，许其居止。[80][苏联]柯列茨基：《英美国际私法的理论和实践概论》，刘文宗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

因此，本文采用狭义国际私法概念，仅探讨法律选择问题。新西兰立法者认为，采用传统的过错责任制度来解决意外事故侵权赔偿不符合新形势下的社会正义标准。[39]吴经熊：《新民法与民族主义》，载吴经熊：《法律哲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法官认为，导致原告受害的恐怖袭击行为发生地位于以色列，但中国银行被指控的侵权行为发生于中国和美国纽约。

贺琼琼：《论意思自治在侵权冲突法中的现代发展》，《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130页。面对西方国际私法的困境，西方学者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是学者们所开出的药方无非是如何在确定性和灵活性之间寻找黄金分割点。

[63]〔宋〕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卷二二一上，《西域上·罽宾》。[48] 非西方法律之所以在西方世界遭遇不平等对待，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非西方国家所陷入的一种所谓的后殖民主义困境。

此外，还有一些因素指向适用以色列法律。该案中，二审法院同样采用了利益分析方法，认为本案中纽约拥有最大的利益，应当适用纽约法律。

即使保险公司和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做出了赔偿或垫付，仍然可以向事故责任人进行追偿。本案中，原告是中国公民，她在新西兰发生车祸受到的人身损害可以依据新西兰法律向该国请求获得ACC赔偿。它假定，存在着一种对任何时代和任何案件都适用的理想立法，对这种立法，我们只需要去发现它，以便对实在法进行一劳永逸地完善[13]。在古代的这些记载中，多少都体现了一定的法律共享思想，即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依法对其权利加以保护，而且并不刻意区分中国法律和外国法律，哪一个法律更有利于案件的解决，就运用该法律，中国法律和外国法律甚至可以共用。

在该原则下，法律选择不再像萨维尼理论那样依据某个先验的本座，而是要综合考量各种因素。[93]《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5条。

当时一些有正义感的西方学者也强烈要求予以废除。[19] 然而，就在该案法官做出裁决不久，情况又发生了巨大变化。

(二)可能性：法律共享的传统文化价值观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积累起了远超唐宋盛世的经济基础，然而我们尚欠缺的恰恰是一套足以和西方社会相竞争的话语体系和文明秩序。参见曹雯：《晚清租界的早期发展与领事裁判权问题由来》，《清史研究》2018年第3期，第107页。